01
讨论反垄断之前,要先讨论资本。
现在网上有种特别不好的风气,就是举凡提到资本、资本家,一律认为其是人民的敌人、是吸血鬼,仿佛自己需要学习考试上班工作全是资本的错。
其实这大可不必,总的来说,资本对于社会的正效应远远大于其负效应。
比方说今年年初由于口罩需求暴涨,口罩一是供不应求,而在资本的力量下,在半个月到一个月后,我国口罩再无紧缺,还能往外出口。
比如我国改革开放为何要在深圳划片特区?因为深圳紧靠香港,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地吸引天量资本。而现在深圳也确实是国内最有活力的城市。
在上世纪60年代,我国还在饿死人。80年代,新人结婚去肯德基。而现在,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基本已完成全民脱贫。过去数十年飞速发展的背后,绝离不开资本的力量。
甚至如果不是腾讯、新浪、字节等新媒体平台有利可图,读者爸爸们也看不到开盘叮叮的文章。
因此,视资本如仇寇,则大可不必。有本事你别拿工资啊~
但另一方面,历史上资本为恶的事件,史不绝书。
比如最早的工厂欺压工人、动用童工,将工人逼得无路可走才有马克思主义的崛起。
比如在黑奴三角贸易战,为了赚钱,视人命如草芥。
哪怕在当今世界,与毒品、枪支、赌博相关的交易中资本同样露出凶狠的獠牙。浓眉大眼的汇丰银行竟然也在帮助毒贩洗钱。
还是那句话,“资本如水,导之入田,则可灌溉万顷良田;使之淹城,则人或为鱼鳖。”
过去资本能在我国主要产生正效应的原因在于,我国作为后发国家,学习了大量先发国家的经验,避开了很多的雷区,通过合理的监管将资本导向其该去的地方。
然而,经过几十年的发展,我国也开始碰到发达国家也头疼的、还没有解决的问题——互联网垄断。
02
有人说针对阿里的反垄断是马云某次演讲的惊天一语所致,这实在是有些小看我国的政府了。
事实上,高层对互联网巨头动手的心思,最早可以上溯到2018年。
在2018年以前,我国对于互联网巨头的态度非常明确,“扶持互联网行业作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”,而互联网巨头也较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。
而自18年开始,有关话术就变为“希望互联网搭台,实体经济唱戏”。
2019年,有关部门则直接将平台经济反垄断作为一个严肃的话题公开讨论。
因此,对互联网垄断出手,是政府的几年来的既定方针,绝非拍脑袋决策,更不会因为某人的一言一行而出现改变。
如今,反垄断更已成为现阶段经济工作的C位。
12月11日政治局会议,第一次把“反垄断”定位明年的工作重点。
18日,中央经济工作会议,“反垄断”是明年的“工作要项”。
21日,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,明年要重修《反垄断法》。
而互联网巨头的世界变天的原因也很简单。
在过去,互联网巨头是有利于国家、有利于人民的。
如果不是微信等互联网产品的出现,中国移动等国家电信资费不会这么便宜。而若是有一定年龄的读者,一定还记得在支付宝出现之前,银行的服务是多么地高高在上。
可如今,屠龙勇士却成了恶龙。支付宝撬起了百倍杠杆,阅文集团把旗下作者死后50年的作品版权都给垄断了。
虽然从整体上看,互联网巨头仍然对社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正面作用,但这些隐约可见的苗头,已足以让人不安。
03
事实上,针对互联网巨头的反垄断问题,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问题。
在美国,苹果、谷歌、亚马逊等都曾面临过反垄断诉讼,微软甚至因此一度衰弱。
也有人表示,如果此次美国大选最终是桑德斯上位,那么这些国际互联网巨头几乎必然要面对拆分的命运。
2017年至今,谷歌、苹果、脸书、亚马逊在全球17个国家遭遇了超过80起反垄断诉讼,处罚金额超过上百亿美元。
在互联网巨头飞速发展的背后,是美国基尼系数不断上升。毕竟在互联网的浪潮面前,大量小商贩被迫变成打工人。
而疫情的到来在让实体经济凋敝的同时,却让互联网巨头吃饱喝足,亚马逊创始人在这场疫情中个人财富增加了60%。此时此刻,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就有一群人在贝索斯8000万美元的豪宅前游行示威。
互联网反垄断已成为全球共识,而反垄断的目的也并是为了杀死巨头。毕竟就算马云倒了,一样会有牛云、杨云站出来。
真正的目的,是要让互联网巨头持续为社会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,是要求他们不以“大”而以“强”赢,是让巨头去做一些只有巨头才能做的事,而不是利用体量优势与民争利。
而只要巨头们认清形势、反诸求己,这次反垄断大潮,未必就是腾讯阿里的临终审判。